健保盟梅峰選舉欠錢？ 女拿大聲公討債

[梅峰]

(咦)
這舊文怎麼給浮上來了咧？
(挖鼻孔)
啊~~~有人幫推？
(完美計劃)
好唄...
(眼汪汪)
再推
(想入非非)

雞排醫師惠鑒！

感謝幫忙！

梅峰 謹敬

[梅峰]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欠錢不還

能奈我何

咖大先生惠鑒！

謝謝留言！

話從口出，可以鑑別出留言人的水準，尤其是往日高高在上，目前已經漸漸為人看扁的許多西醫師！

小弟生性靦腆，自小害羞，寧願電腦尋找，甚少向人問路，要跟人比較誰「不要臉」，還真不容易，所以要小弟當業務，公司很難賺錢！

不過要搞政治，要給祖上光彩，也不容易，真得不怕羞，很多人就認為是「不要臉」，這也沒辦法，有些行業，就是得拋頭露面，至於這是否是「不要臉」，就看您的體認嘍！到底眾人標準不一！

總之，與謀財害命，還道貌岸然，的某些西醫師比起來，誰「不要臉」，還是有得爭辯！因為許多西醫師，不但治不好病，且只會讓人抵抗力愈來愈糟，這種拿錢手段，也許真要好好檢討，小弟最起碼拿人錢財，想辦法給人消災，金錢來源，可以對得起良心！

小弟倒也非「欠錢不還」，小債其實都儘可能解決，大債只是暫無能力奉還，但從未說不還，債主雖也莫可奈何，但卻未完完全全絕望，至少沒拿他們的錢到處揮霍，都是在為尋找救國救民的機會而努力，自己問心無愧即可！

影像妹子分不清小弟與電信詐欺犯之別，希望您能有此鑑別力！

至於先是高利借款，然後暴力討債的流氓，小弟就絕不會縱容，屈服於惡勢力，讓他們得逞！

大家立基不同，看法或異，可以多相長進，期盼給自己多積陰德為要！

梅峰 謹敬

[cwhung]

還有更精彩的，有人要告官耶....

羊痔涼說: 全球至少有一百多個國家醫療免費。
請問根據在哪裡?

網路查一下
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即患者看病无需花任何费用。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 ... 6_1-04.htm

請問偉大的台灣鄉親
要不要讓台灣的醫療水準
向古巴看齊??

這種人當衛生署長
難怪把醫療搞得一團糟

[cwhung]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欠錢不還

能奈我何

小弟倒也非「欠錢不還」，小債其實都儘可能解決，大債只是暫無能力奉還，但從未說不還，債主雖也莫可奈何，但卻未完完全全絕望，至少沒拿他們的錢到處揮霍，都是在為尋找救國救民的機會而努力，自己問心無愧即可！


梅峰 謹敬

1. 欠錢不還，債主能奈我何
2. 欠錢不還，自己問心無愧即可

梅峰 謹敬

[走召糸及奚鳥扌非]

報告cwhung大大：
我不要台灣變成古巴啦！ (我不依) (我不依) (我不依)

各位大大加油！
雞排情義相挺！
(眼汪汪)

[hjh]

話從口出，可以鑑別出留言人的水準，尤其是往日高高在上，目前已經漸漸為人看扁的許多西醫師！

小弟生性靦腆，自小害羞，..... (略)

哇.......... 這麼害羞喔.................
哇賽..........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k4210]

話從口出，可以鑑別出留言人的水準，尤其是往日高高在上，目前已經漸漸為人看扁的許多西醫師！

小弟生性靦腆，自小害羞，..... (略)

哇.......... 這麼害羞喔.................
哇賽..........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無盡漩渦）

我家梅峰很乖的,絕不可能欠錢不還,一定都是被XX帶壞的.

[WINDOW]

(爽) (爽) (爽)
這篇不移到Joke版置頂嗎

[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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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痔涼說: 全球至少有一百多個國家醫療免費。
請問根據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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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即患者看病无需花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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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偉大的台灣鄉親
要不要讓台灣的醫療水準
向古巴看齊??

這種人當衛生署長
難怪把醫療搞得一團糟

報告cwhung大大：
我不要台灣變成古巴啦！ (我不依) (我不依) (我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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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排情義相挺！
(眼汪汪)

元禧評論

全球半數以上國家 健保已經免費證據
大英國協五十多國 北歐東歐油國等等

以稅收為基礎的醫療制度融資方案與經驗

（一）引言

為醫療服務自付費用的開支是全球慣見。但是，以總醫療開支的總值份額計算，卻是緊隨社會保險，私人保險和一般稅款之後。後來提到的幾種付費方式更能為家庭提供財務保護，因為這都是「預先付費」，和把醫療風險集中，由眾人承擔。這些預先付費的融資機制中，一般政府稅收是廣泛採用，為各國（差不多是全部）的醫療服務提供龐大資金。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的一百九十一個成員國中，有一百〇六個是以政府稅收作為醫療照護開支的主要來源。（註〇一）

以政府稅收來支付醫療服務，是醫療照護融資的最近發明。直至廿世紀中葉，除了自付費用外，其他的資金是來自私人慈善家，互助協會或社會保險計劃（例如疾病基金）。直至廿世紀，地方政府一般有撥款維持或投資醫院和窮人的照護，但這不等同一項連貫性的國家醫療照護融資策略。相對來說，德國政策把疾病基金合併為一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一般認為是全民醫療保險覆蓋的先驅者—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下半期。

以政府稅收作為醫療照護開支的主要來源的醫療融資制度（以下簡稱「稅基制」），開始時有兩種途徑。

在第一組國家中，稅基制是建基在早期的社會或私人醫療保險。例如英國在一九一一年通過國立保險法案，融資來自工資供款，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採用稅基制的全民醫療體制。這模式在西歐國家亦屬常見。

在另一組國家，稅基制是從殖民政權直接管轄的醫療服務演變過來。這模式主要見諸以前被英國管治或大力影響的開發中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和非洲及加勒比多國。

無論起點為何，稅基制有共通的優劣點。因為付費是強制性，可以避免許多常見於自願性保險市場的問題。稅基制有規模效益：行政、風險管理和購買能力。這些優點來自現代國家徵稅和分配稅款的集體和政治性質。無論如何，這些制度的弱點也是源於同一政治—經濟特色；即是因為要服從多個目標而導致低效率，服從特權階級的政治壓力，對公營服務有效管理的一般挑戰，以及與問責不足和不穩定有關的問題。（美洲發展銀行一九九六，世界銀行二〇〇四，N. Birdsall 與 R. Hecht 一九九七）

這篇文章討論以利用稅款作為醫療照護融資的主要來源。「稅基制」定義為有過半的公共開支是由政府收入融資，有別於其他的專項工資稅（即是和社會保障和社會醫療保險有別），而由公帑支付的服務是向全體國民公開（起碼表面上是這樣）。因此，這份文章是世衛發表一系列有關醫療照護融資的文章其中一份，其他的包括社會保險（G. Carrie 與 C. James 二〇〇三），私人醫療保險（N. Sekhri 與 W. D. Savedoff 二〇〇三），社群醫療保險（G. Carrin 二〇〇二）和用者付費（A. Singh 二〇〇三）。

下一段概覽這論題涵蓋的稅項的主要形式，以及優劣點；其後會討論涉及管理和用於醫療照護服務的稅收的主要議題；以多個「稅基制」國家的經驗來描述這些議題；最後以這份評論的過濾要點作結。

（二）稅收的理論和實踐

稅收用以資助全民醫療覆蓋，有許多好處。最重要的好處之一，是有效地把龐大供款人口的醫療風險集中。在這制度下，人們是以稅款形式向醫療服務供款：入息稅、購物稅、物業稅、資本增值稅、和其他形式及活動。和其他倚賴單一保險人（公辦或私營）的制度不同，這制度從個人集資，不論他們的健康情況、收入或職業。因此，它避免了常見於其他選擇性制度的問題；個人和企業可以選擇是否參加那個制度。那些問題可分為「逆反選擇」：保險傾向吸引高危個人，因而把平均保險成本提高到普通人不能負擔，和「風險選擇」：保險人甄別投保人，只接納那些健康風險是低於平均的參加者。

透過徵稅籌集資金的另一個後果，是供款人口一般比其他方法為多。舉例而言，許多國家的雇主和員工以非正式的工作安排來逃避工資稅，而社會保險（以下簡稱「社保制」）供款往往是有上限。在這情況下，社會保險融資集中由正式經濟體系的工人負擔；在許多開發中國家，他們可能只是整體人口的少數。相反的，有許多其他稅收是影響差不多每個人，例如增值稅、銷售稅、和入口稅。因此，稅基制籌集資金的範圍可能較大。

籌集政府稅收的相對完整性，對醫療融資的累進性質有進一步的作用。税基制可以從租金（譯註：租金，經濟學名詞，是佔用沒有彈性的生產要素而付出的報酬），資本增值，和利潤；性質比徵收正式經濟體系工人的部份工資更具累進意義。實際上，稅基制和社保制的制度上分別不是很大，但比起私人融資的制度，兩者都沒有那樣的累退性（譯註：收入越少，稅款的比例越大）（K. Xu 等二〇〇三，Wagstaff 與 Van Doorslaer 一九九三，Wagstaff 等 一九九九） 。要留意那些有累進稅制的國家（美國、瑞士、荷蘭和德國），是較少倚賴一般稅收作為醫療開支融資；Evans 認為這可能是政治上的權衡取捨。他的推測是：「只要再分配不是太極端，就可以召集和維持一個支持以稅收融資的政治聯盟」。 （R. G. Evans 二〇〇二，卅九頁） 重要的是要留意以下的特點：政府稅收作為一項累進式的資金來源，也即是說個人供款是脫離他需要和使用醫療服務的可能性。有人倡議得到醫療服務的權利，不應受收入或健康情況所限制；這方面稅基制有重要好處。但有人認為這是缺點：減輕了人們為本身健康負責的責任感，也減輕了醫療照護提供者對使用服務者的問責性。

許多有關以稅基制籌集醫療照護資金的問題，不是只關乎醫療體系，而是和其他由公帑支付的公共服務共通。在這方面，一般會提出以下的幾個問題：應對收入或是消費徵稅？應倚賴全國稅或是地方稅？應倚賴一般稅或是專項稅？實際上，各國是各施各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極度倚賴入息稅，公共項目佔去國民生產總值的三成強；開發中國家的平均稅率是十五趴，更多倚賴消費稅（Tanzi 與 Yee，二〇〇〇，美洲開發銀行一九九八）。即使是西歐各國，分別也很大。例如英國是極度倚賴以稅收來支付國立醫療服務；而義大利有專項入息稅。在芬蘭、挪威和瑞典，融資主要來源是地區或地方稅；而西班牙和英國主要是全國稅（E. Mossialos 等，二〇〇二）。

許多國家對向入息或消費徵稅，爭辯熱烈。有人認為入息稅比消費稅更具累進性，因為可以設計累進性的入息稅制：收入越多，稅款的部份越大；而消費稅佔家庭收入部份大致相同。但消費稅可能對經濟增長和長期福祉更有好處，因為不會懲罰儲蓄或投資。

以上的論點，無論是理論和實踐都沒有強而有力，有系統的支持。當引入生命循環的決定（A. B. Atkinson 與 A. Sandmo 一九八〇），或是把教育和醫療開支當作「人力資本」投資（R. J. Barro 與 X. Sala-i-Martin 一九九五），入息稅和消費稅效應的理論分歧就變得模糊。因此，視乎如何處理這些基本概念，實証研究會得出不同結論。

稅收的累進性質和功效，似乎是更關乎稅制融資的效率和開支的累進性質，而不是稅收的成份。舉例而言，歐洲的稅制大多數不是累進性：家庭繳納的稅款大概和收入成正比。公共政策的強大分配作用是基於（一）稅收徵集大量資金，和（二）資金開支是累進式。同樣地，在拉丁美洲，智利有大概相同的稅制比例，動用總國民收入的大部份來支付累進性的公共間支。阿根庭則相反：稅制更具累進性，但籌集的資源少很多，所以再分配的更少（美洲開發銀行一九九八）。實際上，整體開發中國家的入息稅徵稅不多，而名義上的累進性質時常被高度的個人豁免額所抵消。（V. Tanzi 與 H. H. Zee 二〇〇〇，十六頁）

較富有和組織較強的國家都逐漸少倚靠消費稅，而改向入息稅，可見這是比較可取。對開發中國家來說，任何時期的稅務問題是在其他方面。開發中國家的非正式體系龐大，所以減少收稅的行政成本，減少避稅，擴闊稅基，和限制扭曲資源的範疇，活動和使用，是公共項目融資有效政策的一般策略。（V. Tanzi 與 H. H. Zee 二〇〇〇）

選擇全國性融資或是地方層面，涉及權衡取捨。全國範圍以下徵稅，會受到人們和企業因為不同稅制而遷離稅區所局限。因為這個理由，常見的是地方政府倚賴物業稅，而州政府和國家政府可以更倚賴銷售稅或入息稅。財務資產容易跨國轉移，即使是國家政府也不容易徵稅。

正如消費稅和入息稅的對辯，全國稅和地方稅的辯論也是環繞著公平和效率。如果是全國性融資，把資源從國內的富區再分配給窮區可能較為容易。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窮區的融資也可以用在較有政治力量的富區。地方稅收可能有更大的問責性。舉個例子，瑞典的地區醫療服務融資有八十五趴來自地方政府的預算。因此，地方選舉往往是關乎對當地管理地區醫療服務的特點和滿意程度。（Saltman 一九九九） 但如地方權力是集中，或是更差的貪污，地方政府也會是沒有問責性。（Fisman & Gatti 二〇〇二）

第三個問題是關乎稅款應否專項專用。常見的是這類專項稅款只是醫療範疇的少部份。例如澳洲的省份把煙草稅劃歸健康宣傳組織。美國紐約州為沒有保險的病人向醫院發放的補貼和服務索賠，是由香煙稅、醫院附加費，和部份專項稅款資助。另一相關政策，是規定稅收某一份額必須是投入指定目的。例如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中央政府發放自治市的撥款，指定有最少有若干是用在醫療服務。（Bossert 二〇〇〇）

偏重專項的論點，大多是政治性質。如政府的醫療開支太低或不穩定，專項稅款可以增加和穩定資源：醫療開支無需和其他公帑支付的活動競爭。另一方面，即使人們逃避一般稅收，如專項稅款指定的服務，例如醫療，是他們看重的，他們可能樂於繳交。在運用資源方面，稅項變得更有效；制度對納稅人的偏重也更有回應。（R. S. Teja 與 B. Bracewell-Milnes 一九九一） 專項稅務還有一個經濟論點：當稅款是向有害物品（煙、酒）徵收，這會減少消費，促進更好健康。

另一方面，批評者指出，專項稅降低公共決策因應環境改變的彈性，也可能因其他一般財源被削減而抵消。有無數例子說明政府如何「襲擊」專項稅，移作他用。常見的有電油稅（應投向道路維修）和香煙稅（應投向公眾衛生宣傳）。再者，專項稅把資助的組織與公眾隔離，降低問責。（Brett 與 Keen 二〇〇〇，J. Buchanan 一九六三）

總括來說，稅基制選擇那種稅項必須是實事求是。選這選那的理論爭議，很容易被管理和徵收稅款的實際問題勝過。就公平而言，稅項能收到多少資金（可以再分配），可能比稅項的累進性更為重要。就效率而言，稅基廣闊是更好，但要顧慮行政成本。專項稅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要解答就要記住預算案分配的政治動力；這是下一節的論題。

（三）用於醫療的稅收的管理和使用

以一般稅收作為醫療服務融資的重要一面，是決定資金用途是經政治流程過濾。贊同者認為這是稅基融資的主要好處之一：醫療服務決策是由集體決策流程主導，而不是市場或私營體系。批評者則認為政治流程產生許多問題，會完全排除所有好處或需要特別關注。

給醫療的分配

政府稅收應分配多少給醫療服務，是最高層的決定。稅基制埋怨資金不足，這是常見的，尤其是相對社會或私人保險時常熱烈爭議如何控制成本。決定稅基制的開支水平是政治流程，迫使政府對醫療與道路，教育，國防和其他公共功能作出取捨。當政府有相當稅收，而其他需求不是迫切，醫療開支增加的機會較大。（J. P. Dunne 等一九八四） 雖然稅基制的政府時常被批評向醫療投入不足，要點是開支水平是「集體」決定—因為這是政治流程的結果。其他制度的開支水平，更倚賴私人開支或多種社會保險計劃，是由政治、市場和行為的動力所決定，同樣不能夠擔保會得出「正確」的開支水平。

醫療制度內部分配

政治流程決定向醫療分配多少，也決定如何內部分配：在人力與物料、經常性成本與基建投資、公共醫療功能與私人醫療服務、直接提供與外判、農村與城市，富區與窮區之間取得平衡。。

許多不同的參與者都會影響這些分配的決定，包括醫護員工，工會，政黨，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每一參與者有不同程度的組織和政治資源。一般來說，分配似乎偏重較小，組織較好或較有錢的組織。（N. Birdsall 與 R. Hecht 一九九七） 因此，有人埋怨稅基制投入員工工資比醫療物資多，治療性照護比健康宣傳多，醫院比基層設施多，富有的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和窮人多。無論如何，這些功能的「正確」分配份額不能事先決定。究竟政治分配流程比較其他機制是更好或更壞，還沒有定論。

提供服務的效率

政治流程對稅基制提供服務的效率也會起作用。相對醫療服務的其他管理形式，公營管理有優點，也有缺點。一方面是行政比較簡單，其他機制有多個資金來源和多種收支制度。再者，公營機制可以有效率地編制程序和綜合，因為所有不同的工具，融資，資產和管理，都是集於一身。

另一方面，公營管理有本身的特別問題。醫護員工的合約安排，往往是和公務員薪級表和工作條件掛鉤，要修改以適應醫療體系的特別要求是很困難。如何管理員工，會決定合約安排是否保障和激勵員工，提高生產力；或是阻礙員工調動和紀律處分，降低生產力。一般而言，比起其他包含競爭（無論是公營部門之內，或是公、私營提供者之間的競爭）的制度，稅基制較少提供激勵刺激創新和較不注重以客為主。（世界銀行二〇〇四，美洲開發銀行一九九六，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〇）

Evans 認為公營服務（例如英國的國立醫療服務）和私營或獨立管理服務爭取資源的動力不同，因而「營銷策略」也有異。私營體系要宣傳本身的服務是多麼的優秀，才能吸引更多顧客和收入。公營體系要得到更多資金，就要爭辯情況是怎樣的壞，和証明有限融資的不良後果。（R. G. Evans 二〇〇二）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無論開支數額是多少，差不多每個國家長期以來對醫療照護成本的爭議還是喋喋不休。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國會為醫療照護的高成本舉行聽証會，當時醫療開支少於國民生產總值的五趴，今時今日是十四趴。（註〇二）只要醫療開支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二至三趴，亞洲國家已表示關注；有同等收入的拉丁美洲國家正在為醫療開佔國民生產總值七趴強而辯論。

總括來說，稅基制有其他政治組織的好處和缺點，其效率是視乎社會背景。雖然我們不能預測稅基制在什麼國家會運行無礙，我們可以借鏡一些稅基制國家的經驗，看看有那些問題和處理的辦法。

（四）一般稅收的經驗

在特定情況下，稅基制的實際成績是怎樣的？這一段描述四個國家的稅基制；每個個案都考慮三個問題：制度是如何發展的？有多成功？現時有什麼問題和新的主動方案？選擇這四個國家，是要表達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經驗，但不能作為有統計的代表性。

表（一）二〇〇〇年開支與醫療數據（部份）

英國

英國的國立醫療服務時常被稱為稅基制的典範。（Musgrove 二〇〇〇） 英國稅收佔國民收入約四成，其中約十五趴投入醫療。國立醫療服務的資金來自包括入息和消費的全國稅。醫療服務的責任移交組成國（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組成國之內，責任再向下移交到地方委員會或信託組織。這些地方單位在區內直接管理或外判服務。醫院員工是受薪的，而普通科醫生則收取一籃子的定額津貼，論人頭收費和特別服務費。國民須向普通科醫生登記；醫生提供一般性的醫療照護服務，和作為專科服務的「守門人」。（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

到了十九世紀，英國已經發展出一系列的以雇主為基礎的疾病基金，慈善組織，和地方政府支持的貧民院和醫院。一九一一年，英國仿效德國在卅年前首先推出的社會保險計劃，為低收入工人建立全國保險基金，但沒有包括家人和醫院治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驅使英國採用全民醫療照護制度，在這期間發表了赫赫有名的〈柏衛基報告 Beveridge Report〉。報告倡議在戰後擴大現有的國立保險計劃，改為一個全民保險制度。〈柏衛基報告〉特別提到融資制度，要求個人按服務需求比例向全國保險基金供款。（柏衛基報告，一九四二，廿至廿二段，P. Musgrove 二〇〇〇重刊）

如果採納了柏衛基的計劃，英國的現有醫療融資制度可能近似有社會保險制度的國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贏得大選上臺執政，醫療政策有戲劇性改變。受到戰時跨階級團結精神，和共產集團提出的社會解決方案的吸引，當時的新衛生部大臣貝文 Aneurin Bevan 建議創立單一的中央集權「國立醫療服務」，資金來自一般稅收。貝文對醫生作出幾項妥協後，最終成功爭取法案通過，創立「國立醫療服務」。法案把全國醫院（大多數在戰時嚴重損毀）收歸國有。在其他方面，「國立醫療服務」是建立在舊有措施，和繼續施行。地方市政繼續負責健康宣傳和預防性照護，而醫生保留他們的獨立地位，成為論人頭收費的「外判」。使用「國立醫療服務」是自願性，當時也不清楚有多少人會參加，或是會如何擴充。法案預計制度融資來自工資稅，再由一般稅收補貼；但成本急升，一般稅無形中收成為主要財源。（A. Digby 一九九八）

「國立醫療服務」迅速擴張，英國的中產階級很快就報名參加，消除了人們認為「國立醫療服務」可能淪為醫療兩級制的下一層。（Digby 一九九八）「國立醫療服務」開支也增加迅速：一九四六年是一億一千萬英鎊，一九五〇年是三億四千八百萬英鎊；部份是因為多人使用，部份是醫院成本膨脹。「國立醫療服務」的收入沒有同步增加，一般稅逐漸成為「國立醫療服務」預算越來越大的部份。 （G. Rivett 一九九七） 時至今天，一般稅是「國立醫療服務」預算的八十八趴。

建立「國立醫療服務」有許多正面後果。短期內已達致全民覆蓋，而醫療後果持續改善。繼後的政府試圖控制成本，但即使如此，和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國立醫療服務」只用去國民生產總值的相對合適份額。（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雖然制度減輕了取得服務的不公平程度，但醫療後果依然存著不公平。一份著名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發病率和死亡率風險較低級人員為低，引起對醫療不公平現象進行廣泛研究和熱烈討論。（R. G. Wilkinson 一九九六，Wilkinson 與 Marmot 二〇〇三） 對制度的批評包括非緊急手術的輪候名單，設施老化，以及人們對「國立醫療服務」的醫療技術落後於私營體系，可用服務又少於其他國家的觀感。（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

隨著時日，「國立醫療服務」的吸引力漸失光彩，部份原因是政治趨勢改變（例如保守黨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勝利）。但是，即使是戴卓爾政府也沒有質疑全民覆蓋的原則，和以稅收融資「國立醫療服務」。過去廿年的改革，集中在制度管理，改變支付計劃，重組服務，和下放許多功能。到了今天，工黨政府向「國立醫療服務」注入新融資，增加預算。這些改革能否達到期望，還是未知之數。

瑞典

瑞典在一九五五年採納全民醫療覆蓋。國家收入有五十八趴歸政府稅收，其中十一趴是公共醫療服務開支。要留意政府的醫療開支有六十六趴是由各縣郡的稅收資助。事實上，地方政府高度介入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開支平均佔預算的八十五趴。管理醫療服務成為地方政府，政治和選舉的重心事務。地方政府，縣郡議會提供這些服務，或是外判給自主權越來越大的公營提供者。私營執業者是以服務論收費得到部份支付。（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

瑞典現在的醫療融資制度，和十九世紀時的自願性保險制有很大出入。在一八八五年，工作人口約一成參加了「友誼會」，會員患病可以享有疾病福利。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雇主亦有為工人設立疾病基金。工會隨後有樣學樣，希望會員較少倚賴以雇主為基礎的計劃，有更大的獨立性。（P. G. Edebalk 與 J. Olofsson 一九九九）

一八九一年，政府明確承認這些組織，開始發放投資和活動的補助。隨後卌年，政府立法逐步走向有效的全民覆蓋醫療保險。早期的法案減少組織的數目，讓它們達致規模效益。政府又逐漸加大受覆蓋國民的數目和類別。專業人士有個人合約，勞工階層有集體合約，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前者享有更高水平的保險覆蓋，尤其是病假。一九三五年，瑞典差點兒就立法通過全民保險制，但受阻於當時的經濟不景。建立全民制度的法案最終在一九四六年通過，一九五五年實施。（P. G. Edebalk 與 J. Olofsson 一九九九）

從多方面來看，瑞典的醫療服務制度是成功的。國民的健康情況持續改善，人均壽命是八十．四歲（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是全球最高壽之一。制度覆蓋全民（牙醫服務對十九歲以上人士有限制），福利又全面—收費是象徵式，只佔總公共醫療開支的二趴。制度一直大獲好評，全民覆蓋的原則深得民心。自願性醫療保險微不足道，只有少於人口的一趴。但是私營執業在城市頗為普遍，可以向社會保險制索賠。（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二〇〇二）政府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六．五趴—略高於英國（五．九趴）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數（五．七趴）。（見表一）

無論如何，國內對成本，質量，採用新技術的步伐，和輪候名單的不滿，在過去推動了無數改造。這包括有限度增加自付費用，但主要是集中改善效率和以分隔購買與提供服務來控制成本。斯德哥爾摩是唯一的地方把一所公立醫院售予私營公司。縣郡提供的服務大多重組為公營非牟利的新管理形式。瑞典亦嘗試創立「內部市場」—公營提供者要互相競爭—讓人們選擇提供者。人們跨區遷移是受到特別條件所限制；因為遷移而要轉移撥款只佔全部資金的二至五趴。即使如此，小規模的遷移對政客和管理人員都是大事，會引起提供者高度關注和回應。 （C. Rehnberg 一九九五）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稅基制可追溯至一九五七年國家獨立，新的聯邦政府中央接管以往由各州管理的醫院和設施。政府主理的制度確保全民以象徵式費用享用醫療服務，而成本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一．五趴。（註〇三）馬來西亞的總醫療開支比大多數其他國家為低，但即使如此，政府醫療開支佔總醫療開支的五九趴。制度是相當的中央集權，大部份預算由財政部支付。因為權力下放的努力，各州已承擔更多責任，操作公共醫療服務。醫護人員是州政府的僱員，薪金和工作條件是依據公務員條例。（S. Barraclough 一九九九）

和以上提到的國家不同，馬來西亞在建立稅基制前，社會或自願性保險制度並不普遍。制度的核心是殖民地時代為外國人設立的醫療設施—尤其是公務員。

新獨立的馬來西亞，和其他新獨立的亞洲國家同走一條路：公帑大量投資基礎建設，教育和醫療，來促進增長。數目極多的馬來人利用新得到的政治權力，訂立再分配的政策。國家全面發展農村醫療服務，一方面是真心真意推動公平，一方面是阻擋當時的共產黨叛亂。馬來西亞國境遼闊，一些州份例如沙撈越和沙巴有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所以這不是小小成就。隨著時日，這個公營體系增長至八千七百名醫生，二萬一千名護士和一百廿間醫院，以及許多以學校為基地的設施，農村醫療服務診所，接生診所和牙醫診所。另一平衡發展是引進減少嬰兒和兒童死亡率的有效項目，遏止傳染病漫延，和改善生殖健康。部份原因是因為這些努力，嬰兒死亡率由一九五七年每一千有七十五，下降至一九九六年每一千只有九。防疫注射的覆蓋面相當高，現今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男性七十歲，女性七十五歲。（註〇四）

以國際標準計量，馬來西亞公共醫療服務的成本是適當合度，但政府和決策者擔心人均醫療預算每年上升一成是不能持續下去。（註〇五）部份是因為這理由，也因為傾向在其他範疇倚賴公私合營，所以政府尋求把醫療照護融資脫離政府預算。特別是政府有討論到訂立新的工資稅，醫療儲蓄戶口，或擴展該國的強制性退休金計劃。

現時的制度不是沒有緊張或批評者。收入增加十分迅速（在過去廿年期間，每年八趴），而先進醫療技術帶來的期望是眾從周知的。這兩個趨勢提高了人們的期望，不是公共體系所能夠迅速回應。作為一個指標，馬來西亞非住院病人有七十三趴是向私人執業醫生求診。無論如何，遇上災難性照護，人們還是選擇公營體系。需要到醫院診治的病人，有八十九趴使用政府設施。（註〇六）馬來西亞的公營服務體系提供良好照護，一個明顯指標是其他亞洲國家和中東的病人都來求診。

政府多方面鼓勵私營或私營管理照護。首先建立私營管理設施—所謂「企業化」設施。例如久享盛名的國立心臟病學院是私營非牟利管理，以服務論收費向政府收取費用 （R. H. T. Hussein 等二〇〇四）。政府以多項措施津貼私營醫院創辦：稅收減免，轄免醫療儀器的入口稅，和各州的開發銀行直接投資。（S. Barraclough 一九九七）

政府亦接納建議，成立國立醫療保險基金，向公營和私營提供者購買服務。雖然私營體系和歷任衛生部長都表示支持，但政府還沒有落實。

巴西

巴西的「國立醫療服務 Sistema Unica de Saude （SUS）」是以稅收為基礎的制度，歷史不長。巴西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卅七趴歸於稅項，其中八．四趴投入醫療，即是說政府的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四趴。融資大部份是源自全國稅，再分撥負責提供服務的州政府和自治市。這是個權力越來越下放的架構，結果是各地管轄範圍，水平和項目的服務組織和支付各有不同。政府醫療開支包括直接投資醫療設施，向公營和私營提供者支付（以服務論收費和定額支付），以及基層醫療照護的資助撥款。（譯註：定額支付 prospective payment，是買〔政府〕賣〔提供者〕雙方議定一項手術的收費是多少，不再如以往以手術細節和病人住院日期計算）

和英國及瑞典一樣，巴西也經歷了長時期的以職業為基礎的保險安排，然後採納一個以一般稅收為基礎的醫療服務制度。一九三〇年代，政府為正式經濟體系的在職人士，公務員和半政府員工引入以雇主為基礎的醫療保險。但是，正式經濟體系不是如西歐經濟一樣的明顯主導。最後，正式經濟體系的社會保障基金（INAMPS）覆蓋不超過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限制令到以後的民選和軍人政府要擴充由衛生部和州衛生部運作的設施。但這些補助性的服務依然是不公平，大部份集中在較富有區域和城市。

一九七〇年代，歷任政府試圖整合不同的公共項目，使其合理化。一九八〇年代，有三項政治趨勢走在一起，傾向於把當時的複雜醫療保險安排，重整為單一的全民稅基制：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民間社會組織興起，與軍人政權抗衡；根基穩固的公共醫療體系（例如 Oswaldo Cruz 基金可追溯至一九〇〇年）、以及地方集團主張大部份政府功能權力下放。到了一九八八年，社會保障組織的資金有過半是撥給自治市的醫療照護提供者，一九八二年只是六趴。（A. C. Medici 一九九四）

這些趨勢的結晶品是一九八八年憲法中規定成立「國立醫療服務 Sistema Unica de Saude（SUS）」—一個單一，統一的公共醫療制度。有關的法例規定 INAMPS 工資稅最少有三成投向醫療服務，但這諾言始終未能落實，因為國家面對龐大的退休金負債和嚴重的經濟危機。有見及此，聯邦政府取消工資稅供款，改向金融交易徵收新稅；這項稅收迄今已成為國家收入投向醫療的主要來源。和瑞典與英國一樣，最近的醫療改革沒有觸及醫療開支的稅基制，而是集中在地區和政府層面改變分配機制，以及透過改變支付機制，醫療照護模式（註〇七），和管理來改善公營醫療提供者的效率。

巴西的健康情況有重大改善—嬰兒死亡率由一九八八年每千名活產有卌五．二，降低至一九九八年的廿七．三。（註〇八）但是開支與收入水平相比依然高企。投向醫療的資源在近年增加迅速：一九九〇年佔國民生產總值四．二趴，二千年是 X 趴。同期的公營份額亦有增加，由國民生產總值的二．八趴增至三．四趴；但私人的醫療開支增加得更快，同期的公費部份佔總醫療開支比例由以往的三分之二降至一半以下。（註〇九）

「國立醫療服務 SUS」受非議的是覆蓋有限，持續不公平，和低質量。這篇文章提到的稅基制，巴西是最不成功的：人口中有四成是只使用政府醫療服務，其他的卌四趴使用政府和私營服務，有十六趴從來不用政府服務。（註一〇）有些農村地區的人們得不到基本醫療服務。要取得服務，就要看地點和收入。地區性的不公平是很明顯：一九九六年 Tocantins 的人均醫療開支是六七美元，Federal District 是四百卌美元。

現在評論巴西「國立醫療服務 SUS」的成敗，為時尚早。它只是近年才推行，又受到早期的嚴重經濟限制，包括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聯邦醫療開支實際削減卌二趴。 （A. C. Medici 一九九四，表廿二）當「國立醫療服務」推出時，公眾期望和醫療需求是相當的高，有別於一九五〇年代英國，瑞典和馬來西亞步向全民稅基制的環境。只有時間才可以說明，向「國立醫療服務」持續增資和改善對私營體系的監管，能否令醫療制度變得更公平和有效率。

模式

這四個國家的稅基制有不同的經驗。英國，馬來西亞和巴西的融資是來自全國稅，而瑞典是倚賴地方稅。英國和馬來西亞有強而有力的國家管理，而瑞典和巴西是權力下放給地方管理。英國，瑞典和馬來西亞都已達到全民覆蓋的目標，而巴西還沒有成功。相對其他高中等收入國家，馬來西亞的政府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是相對的低；而英國，瑞典和巴西則接近相等收入水平等級的平均數。

在每一個案，建立制度需要有關注全民得到醫療照護的政治動力。英國的動力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效應。瑞典是植根於工會勢力的持續成長。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在英國撤退後掌權。巴西的「國立醫療服務」，是民間社會組織興起，與軍人政權抗衡，爭取再度民主的產物。英國需要爭取醫生和醫療照護行業的支持（或理順他們的反對）─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事先要求。

除了馬來西亞，每個國家的稅基制都是建立在社會保險計劃的基礎之上，已有既定的醫療照護服務和支付機制。英國和巴西由倚賴工資稅轉為其他政府稅收，轉變差不多是無心插柳的。原先的計劃是政府醫療開支大部份由工資稅融資，但開支增加（英國）和沒有為不遵守法例而撥出預備款項（巴西）迫使政府要挪用其他稅款支持醫療照護。

時至今日，這些國家有許多共通的特點。政府融資的醫療照護服務是由政治流程決定—醫療照護被迫要和其他政府服務競爭資金。瑞典的政府醫療照護服務已經是高度權力下放，但英國，巴西和馬來西亞（程度稍遜）也是朝著這方向走。實際上，改革大多是針對改善分配機制和運用資金的效率。巴西，英國和瑞典的改革和最近的改變建議都沒有質疑醫療服務應否由政府稅收融資。只有馬來西亞曾討論現有的稅基制由某種形式的社會保險制代替。這些國家的服務範圍和質量都有所不同；英國，瑞典和馬來西亞的成績不錯，但都面對慣見的埋怨：輪候名單，設施老化，員工麻木，技術落後，和成本上升。隨著收入和期望上升，私營體系增長；這些國家都是面對同一樣的問題—起碼瑞典和大部份巴西是這樣。

這四個制度證實了 Evans 的推論：公營體系要多得資金，就要多投訴，不是打廣告。它們都時常面對壓力：以有限預算來應付急劇提升的期望：投資於更好，技術更先進，更快的服務。這些都要由政黨，公務員工會，經濟增長，民間社會組織，和員工之間的互動作用決定。

俾斯麥 Bismarck 說過，：「政治是〔可能〕的藝術。」稅基制的建立和表現，是視乎國家有什麼容許這發生的政治。以上有三個國家已經達到許多由公共政策訂下的正面目標—全民得到服務，提升健康情況，成本適中—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可以產生更好的醫療制度。那些正在考慮採納稅基制的國家要留意，有效籌集和運用資金的政治環境，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巴西的個案部份說明，如果收入較低，管治較沒效率，這樣的融資方式是有限制的，

（五）訊息和結論

選擇以政府稅收為醫療制度融資，不是無中生有的事物。今天的稅基制是政治，社會和經濟趨勢的衍生事物。已建立社會保險機制的國家，要改為以政府稅收支付，需要的策略—動力是關乎綜合和代用—和沒有這些機制的國家不同—要在一個薄弱組織環境建立醫療制度。在所有情況下，策略的成敗，是視乎管理資金分配的政治制度的效率，和運用資金的效率。這即是說，走向稅基制，是把提供醫療服務的難題與其他由公共融資或提供的服務看齊。

消費稅與入息稅、全國稅與地方稅、專項稅與一般稅…，無論理論爭議是怎樣，稅務政策的最佳指引是集中討論實務問題。徵稅要緊記稅務成本，經濟中的稅務扭曲，和分配的政治（在儲備和專項分配的情況下）。醫療制度融資的公平性，要看稅制能徵集多少資金和開支的方法，而少看稅制是否累進或累退。

即使是最成功的稅基制也招來非議。部份原因是有關醫療服務的辯論集中在公營範疇，而不是私營市場；部份原因是人們對更快，技術更先進，更有回應的期望，比政治制度能夠回應來得更快。在大部份情形下，有稅基制的國家，一向堅持以一般稅收為醫療融資。這不是人人滿意，提出分配和運用資金的創新方法：改變分配公式，責任下放，分隔購買和提供的角色，嘗試新的支付機制；這只是較引人注目的部份。

（六）註釋

（註〇一）在這篇文章中，如稅款佔政府醫療開支過半，而政府醫療開支佔全部醫療開支過半，即定義為資金主要來自政府稅收的國家

（註〇二）除特別聲明外，文中提及的醫療開支都是二〇〇〇年的數據，來自世界衛生組織，醫療融資、開支和資源分配部，政策實証和資訊小組

（註〇三）馬來西亞呈報的醫療開支水平是明顯的低（有時其他亞洲國家也是如此），曾引起爭議。尤其並不清楚這數字是否包括由軍方和國營企業為員工提供醫療服務的政府開支。

（註〇四）數據是作者在二〇〇二年十月從馬來西亞衛生部，計劃及發展部取得。

（註〇五）要注意近年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迅速，差不多追上醫療開支的增長率，所以依然只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小部份。

（註〇六）這些數字由作者依照馬來西亞衛生部提供的列表計算。列表是源自一九六六年的「第二次國家醫療與死亡率調查」。

（註〇七）例如，PROFAMILIA 計劃鼓勵成立一般事務隊，負責某一地區人口的醫療推廣和診治。

（註〇八）嬰兒死亡率減少，是因為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以外的其他因素。呈報的數字顯示人們的健康情況在期間一般有改善。數據來源是〈Nascimento 等，二〇〇三〉引述巴西政府的數據。

（註〇九）一九九〇年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一九九三年，表格 A．九〉，是最早期取得開發中國家的可比較醫療開支數據。這些數字已因應近年有更多數據而修改。世界銀行，一九九三年列載的數據低估了私人醫療開支。

（註一〇）基於一九九八年的 IBOPE 調查，曾於二〇〇二年在 Medici 期刊發表。

（七）參考文獻

〇一、Atkinson,A. B. 與 Sandmo, A. 〈向儲蓄徵稅的福利影響〉《經濟期刊》，一九八〇年，九十 （三五九） 期，五二九至五四九頁

Atkinson, A. B., Sandmo, A.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Taxation of Savings." The Economic Journal, 一九八〇，九十 （三五九）, 五二九至五四九。

〇二、Barraclough, S. 〈馬來西亞的企業私營醫院的增長：醫療制度多元化的政策矛盾〉《醫療服務國際期刊》，一九九七年，廿七 （四） 期，六四三至六五九頁

Barraclough, S. "The Growth of Corporate Private Hospitals in Malaysia: Policy Contradictions in Health System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一九九七，廿七 （四），六四三至六五九頁

〇三、Barraclough, S. 〈馬來西亞公共醫療照護從福利主導撤退面對的限制〉《醫療政策》一九九九年，卌七期，五十三至六十七頁

Barraclough, S. "Constraints on the Retreat from a Welfare-Orientated Approach to Public Health Care in Malaysia." Health Policy,，一九九九卌七期，五十三至六十七頁

〇四、Barro, R. J., 與 X. Sala-I-Martin. 經濟增長，紐約：麥格羅．希爾國際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

Barro, R. J., &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 Hill，一九九五年

〇五、Birdsall, N., 與 Hecht, R. 〈逆潮而行：改善醫療公平的策略〉於 Colclough, C.，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和醫療市場化：奇蹟或是幻影？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Birdsall, N., & Hecht, R.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quity in Health," in Colclough, C., Marketising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racle or Mir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七年

〇六、Buchanan, J. 〈專項稅款的經濟學〉《政治經濟期刊》，一九六三年，七十一期，四五七至四六九頁

Buchanan, J. "The Economics of Earmarked Tax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九六三，七一：四五七至四六九頁

〇七、Carrin, G. 開發中國家的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保險計劃：事實、難題和觀點，世界衛生組織，EIP/FER/FOH，二〇〇四年

Carrin, G. Community based 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t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IP/FER/FOH, Geneva。二〇〇四年

〇八、Carrin, G. 與 James, C. 擴大社會醫療保險：設計，表現和執行，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三年

Carrin, G. and James, C. Extension of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design, performance and implementation。二〇〇三年， Geneva, WHO.

〇九、Digby, A. 〈一九四八年的延續或改變？國立醫療服務的重要性〉於 Bloor, K. ，國立醫療服務的激進主義與現實：五十年及以後、約克大學，一九九八年，四至十五頁

Digby, A. "Continuity or Change in 一九四八?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HS," in Bloor, K., Radicalism and Reality in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ifty Years and More. York: York University,，一九九八年，四至十五頁

一〇、Dunne, J. P., Pashardes, P. 與 Smith, R. P. 〈需求，成本與官僚：英國公共消費的分配〉《經濟期刊》，一九八四年，九十四 （三七三） 期，一至十五頁

Dunne, J. P., Pashardes, P., Smith, R. P. "Needs, Costs and Bureaucracy: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Consumption in the UK. " The Economic Journal，一九八四，九十四 （三七三），一至十五頁

十一、Edebalk, P. G. 與 Olofsson, J. 〈福利國家之前的疾病福利〉《斯堪的納維亞歷史期刊》，一九九九年，廿四 （三／四） 期，二八一至二九七頁

Edebalk, P. G., Olofsson, J. "Sickness Benefits Prior to the Welfare Stat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一九九九年，廿四 （三／四） 期，二八一至二九七頁

十二、醫療照護制度歐洲觀察所，八個國家的醫療照護制度：趨勢與挑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二〇〇二年

The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Health Care Systems. Health Care Systems in Eight Countr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二〇〇二年

十三、Evans, R. G. 〈醫療照護融資：稅收及其他方案〉於Mossialos, E., Dixon, A., Figueras, J. 與Kutzin, J. ，醫療照護融資：歐洲的方案，白金漢及費城，公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卅一至五十八頁

Evans, R. G. "Financing Health Care: Taxation and the Alternatives," in Mossialos, E., Dixon, A., Figueras, J., Kutzin, J., Funding Health Care: Options for Europe.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二〇〇二年，卅一至五十八頁

十四、Fisman, R. 與 R. Gatti. 〈權力下放與貪污：美國聯邦轉移計劃的証據〉《公共選擇》，二〇〇二年，一一三期，廿五至卅五頁

Fisman, R. & R. Gatti.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U.S. Federal Transfer Programs”. Public Choice 一一三：廿五至卅五頁，二〇〇二年

十五、Hussein, R. H. T., Al-Funid, S., Nyunt-U, S., Baba, Y. 與 De Geyndt, W. 〈單一設施企業化：改革馬來西亞心臟學院〉於 Preker, A. S. 與Harding, A. ，醫療服務發送的創新：公營醫院企業化，世界銀行，二〇〇四年，四二五至四三六頁

Hussein, R. H. T., Al-Funid, S., Nyunt-U, S., Baba, Y., De Geyndt, W. "Corporation of a single facility: Reforming the Malaysian National Heart Institute," in Preker, A. S., Harding, A., Innovations in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The corporatization of public hospitals. USA: World Bank，二〇〇四年，四二五至四三六頁

十六、美洲開發銀行，拉丁美洲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一九九六年報告專題文章：讓社會服務工作，美國華盛頓州，約翰霍金斯大學出版社，美洲開發銀行，一九九六年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一九九六 report: Special section, making social services work.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一九九六年

十七、馬來西亞衛生部，監控對全民醫療策略評價的指標，吉隆坡，二〇〇一年

Malaysian Ministry of Health.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an Evaluation of Strategy for Health for All. Kuala Lumpur，二〇〇一年

十八、Medici, A. C. Economia e financiamento do setor saude no Brasil. Faculdade de saude publica universidade de Sao Paulo，一九九四年

十九、Mossialos, E., Dixon, A., Figueras, J. 與 Kutzin, J. 醫療照護融資：歐洲的方案，英國公開大學，二〇〇二年

Mossialos, E., Dixon, A., Figueras, J., Kutzin, J. Funding Health Care: Options for Europ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二〇〇二年

二〇、Musgrove, P. 〈醫療保險：柏衛基報告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公報》二〇〇〇年，七十八（六）期，八四五至八五五頁

Musgrove, P. "Health Insur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Beveridge Report."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二〇〇〇年，七十八 （六），八四五至八五五頁

廿一、Nascimento Costa, M.C., Andrade Mota, E.L. 等，〈最近經濟危機時的巴西嬰兒死亡率〉《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二〇〇三年，卅七（六） 期

Nascimento Costa, M.C., Andrade Mota, E.L. et al, “Infant Mortality in Brazil during recent periods of economic crisis”,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卅七（六）， 二〇〇三年

廿二、Rehnberg, C. 〈瑞典的內部市場經驗〉於Jerome-Forget, M., White, J. 與Wiener, J. M., 透過內部市場改革醫療照護，加拿大魁北克及美國華盛頓市：公共政策研究學會，與布魯金斯學會，一九九五年，卌九至七十四頁

Rehnberg, C. "The Swedish Experience with Internal Markets," in Jerome-Forget, M., White, J., Wiener, J. M., Health Care Reform Through Internal Markets: Experience and Proposals. Quebec &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IRPP） & Brookings Institution，一九九五年，卌九至七十四頁

廿三、Rivett, G. 由生到死：國立醫療服務五十年，英皇基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Rivett, G. From Cradle to Grave: Fifty Years of the NHS. King's Fund Publishing，一九九七年

廿四、Saltman, R. B.〈瑞典醫療照護制度中的全國及地區政府角色的演變〉於 F.D. Powell 與 A. F. Wesson 編輯，過渡中的醫療照護制度，美國加州 Sage 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四三至二五四頁

Saltman, R. B. “Evolving Roles of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Swedish Heath Care System” in F.D. Powell & A. F. Wesson, eds. Health Care Szstems in Transition. Sage, Thousand Oaks, CA，二四三至二五四頁，一九九九年

廿五、Sekhri, N. 與 Savedoff, W. D. 私人醫療保險：全球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三年

Sekhri, N. and Savedoff, W. D.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二〇〇三年 Geneva, WHO.

廿六、Singh, A. 建立在用者付費的經驗：非洲的案例，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三年

Singh, A. Building on the User-Fee Experience: The African Case。二〇〇三年，Geneva, WHO.

廿七、Tanzi, V. 與 Zee, H. H. 〈新興市場的稅務政策：開發中國家〉《國家稅務期刊》二〇〇〇年，五十三 （二） 期，二九九至三二二頁

Tanzi, V., Zee, H. H. "Tax Policy for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National Tax Journal，二〇〇〇年，五十三 （二），二九九至三二二頁

廿八、Teja, R. S. 與 Bracewell-Milnes, B. 〈專項稅款：政府開支與公共選擇〉《期刊名稱不詳》，倫敦：經濟事務學會，一九九一年，（卌六） 期，至一〇三頁

Teja, R. S. and Bracewell-Milnes, B. The Case of Earmarked Taxe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ublic Choice.（卌六），至一〇三頁 一九九一年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廿九、Wagstaff, A., Van Doorslaer E., Van Der Burg, H. 等，〈醫療照護融資的公平：更多的國際比較〉《醫療經濟期刊》，十八期，二六三至二九〇頁

Wagstaff, A., Van Doorslaer E., Van Der Burg, H. et al. “Equity in the Finance of Health care: Some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十八：二六三至二九〇頁

三〇、Wilkinson, R. G. 不健康的社會：不公平的苦惱，倫敦和紐約：Routledge 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Wilkinson, R. G.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 New York: Rutledge，一九九六年

卅一、Wilkinson, R. 與Marmot, M. 醫療的決定性因素：鐵証，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地區辦事處，二〇〇三年

Wilkinson, R. & Marmot, M.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e Solid Facts. Geneva: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二〇〇三年

卅二、世界銀行，二〇〇四年世界發展報告：讓服務為窮人工作，美國華盛頓市，世界銀行，二〇〇四年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二〇〇四: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二〇〇四年

卅三、Xu, K., Evans, D. B., Kawabata, K., Zeramdini, R., Klavus, J. 與 Murray, C. J. L. 〈家庭的災難性醫療開支：一項多國分析〉《手術刀》，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六二 （九三七八） 期，一至十三頁

Xu, K., Evans, D. B., Kawabata, K., Zeramdini, R., Klavus, J., Murray, C. J. L. "Household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a multi country analysis." The Lancet, July，二〇〇三年， 三六二 （九三七八）期，一至十三頁

Tax-Based Financing for Health Systems: Options an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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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者

William Savedoff （世界衛生組織，醫療融資、開支和資源分配部，政策實証和資訊小組）《討論文件二〇〇四年第四號 EIP/FER/DP.04.4》

英語原文連結：http://www.who.int/health_financing/tax ... p_04_4.pdf

（CC）（BY）翻譯：馬景文（自學書院，二〇〇六年）

（九）譯註

這是一篇公開取閱的翻譯論文，根據「創作共用理念授權同意書」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0/tw/ 的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條款發表，准許無限制使用，分發和以任何形式複製作非商業用途，但禁止改作和必須註明原譯文出處和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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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愛憲改聯盟黃千明主席提供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