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此時往往有意製造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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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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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此時往往有意製造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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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隱語是被恐懼與憤怒逼出來的“藝術”
作者: 東郭先生
《周易》頤之初九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管子》靈龜,心之符。古人認為龜是神物,其心境平和,態度冷靜不浮燥,故以靈龜喻慧心。“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棄也。不能得之於靈心,只會向外面尋野史照本宣科喋喋不休,無益於真知卓見。
  悟神龜之性,息心滅朵頤,操自家瑤琴,彈木石之曲,出金陵之音,瓦雀驚飛遠,玄猿卻獻桃,同氣者相求兮,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解大觀園原型之謎兼讀《隨園與大觀園》一書有感,得詩一首:
  曹家宗譜無雪芹, 奈何迷戀汝昌君,
  未窺倉山真面目, 空研紅學三十春。
  莫怪隨園消息稀, 只緣文網罩乾坤,
  東郭自得火中金, 兩耳皆是子才音。
“大觀園” 即是“隨園”,袁枚又以諧音示之。請覽《紅樓夢》 第二十八回原文:
  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
  謎底就暗藏在:“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 各位皆知,作《紅樓夢》的人貫用諧音,“斯園”,“誰姓”, “誰”諧音“隨”,“斯園”便是“隨園”。
  有人會說,“諧音無信,不可為證”。這好辦,袁枚曾親自告訴我們“大觀園” 即是隨園!袁枚在他的《隨園詩話》中說: “《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
  有論者會說,“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句話最早出現在道光四年的刻本,是對乾隆己酉刻本的篡改,《隨園詩話》己酉本有關《紅樓夢》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甯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事。中有所謂文觀園,即余之隨園也。
  筆者認為,袁枚說:“所謂文觀園,即余之隨園也”,這更證明大觀園就是隨園。且讀袁枚的好友梅沖作的《隨園賦》,可讓疑者不疑:
  謝公吟嘯之山,唐主棹歌之水。南唐後主避暑清涼山,路經此河。今俗名乾河沿。毓文官兮何靈,國初時產文官花。名文官園。列茶亭兮乍毀。後廢為茶舍。
  袁枚在《紅樓夢》第三十回中暗示說:“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袁枚這是以隱語離合之法告之讀者,清朝初年隨園曾一度被稱為文官園。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文觀園,即余之隨園”, 他不把《紅樓夢》中的省親園喚作大觀園,一步到位直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即文觀園,他在告訴我們:文官園即文觀園,文觀園即大觀園,隨園即文觀園,隨園便等於大觀園。
  甄士隱與賈雨村在《紅樓夢》開篇即出場,我們並非猜測,作者在文本中明確指出這兩個人物名稱喻“真事隱”、“假語村言”。據此,我們可知《紅樓夢》裡面佈設許多撲朔謎離的隱語。這部書的魅力所在,便是人們試圖揭示隱語。 我們須略考袁枚精通隱語嗎?隱語的含義是:“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文心雕龍》)。隱語大抵有兩大類,娛樂隱語與政治隱語,有人說,政治隱語是被恐懼與憤怒逼出來的“藝術”。 袁枚編纂《子不語》二十四卷,《續子不語》十卷,全書博采隱寓藝術,揭露官場黑暗,鞭撻貪官污吏,批駁程朱理學。袁枚對宋儒不滿,他在《麒麟喝冤》中說宋儒扛起“稻桶”, “稻桶” 的諧音即“道統”! 中南民族大學張黎呐先生在碩士論文《 隱語傳情 潛辭達意--中國古代隱寓詩歌的創作及其文化心理解讀》中道出了袁枚著詩文有瞞天過海的本領:
  為將“譏怨”的內容充分地加以掩蓋,詩人在創作中不得不在題材的選擇,內容的表現上,運用各種各樣的藝術手段,加以掩蓋或修飾,儘量不讓人輕易看出真意來,須得有瞞天過海的本領,才能逃過統治者眼睛。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譏刺語,用比興體,便不露,英夢堂云:‘桃花嗜笑非無故,燕子矜飛太自輕’,陳古漁云:‘無名草長非關雨,得暖蟲飛不待春’,皆有所指也。”可見古人很注意說譏嘲話的方式,然而如果掩蓋得過於周密,就會使真相無從大白於天下,也不能達到詩人怒駡和洩憤的創作本意,所以作者此時往往有意製造漏洞,或設置閱讀障礙,極力不讓字句一目了然 ,一方面著力掩飾,另一方面顯露真相。
  清代學術的主流是考據學,而乾嘉時期則是清代考據學發展的頂峰。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清代考據學盛行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徹:“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講習。”魯迅亦曾說過:“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且介亭雜文》)。乾嘉考據學風盛行,不受其牢籠者極少。袁枚特立獨行,他不僅自己不願考據,還勸人不要搞考據,黃仲則是乾隆朝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他欲束詩高閣,從事考據,袁枚寫信給他說:
  近日海內考據之學,如雲而起。足下棄平日之詩文,而從事於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為習氣所移,震於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為己之詩文業已足矣,詞章之學不過爾爾,無可用力,故舍而之他?不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天下無易事,只怕粗心人。詩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協,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窮老盡氣而不能釋然於懷。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癥結。子之對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棄之,豈不可惜?且考據之功,非書不可,子貧士也,勢不能購盡天下之書,倘有所得,必為遼東之豕,縱有一瓻之借,所謂販鼠賣蛙,難以成家者也。
  本信載於:《小倉山房尺牘》卷四,題為,《再答黃生》。袁枚在這封信中,對考據學家的委瑣給予了嘲笑。可以說,統治者提倡什麼,袁枚就嘲笑什麼,這樣的文學巨匠豈能不精通隱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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